新媒体环境下的中国社会：变革与挑战——第五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暨中美双边对话综述■ 乔 睿 秦煜人随着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媒体对于社会的影响上至国家建设，下至人民生活。处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复杂场域中，新媒体如何推动社会发展，又带来了哪些变革和挑战？围绕这一议题，2015年7月21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谢耘耕工作室、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在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暑期学校“第六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期间联合主办了第五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暨中美双边对话。国内外多位传媒业顶级学者和业界精英共聚一堂，就“新媒体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影响”“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的变与不变”“新媒体时代的媒体融合与媒体转型”，以及“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人才培养”等主题展开了讨论。新媒体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指出，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是通过把个人激活，以个人为基本的社会传播单位的社会传播形态，从而区别于传统媒介在进行大面积社会传播时以机构作为基本社会传播单位。在互联网的作用之下，个人的传播能量和传播权利常常可以媲美超大型传统媒介才能达到的传播规模和传播影响。喻国明教授生动地将互联网比作社会的操作系统，认为互联网提供了一种社会重组的新形态和社会连接的新方式。在这种新的社会传播形态下，整个社会都发生着深刻的重组和转变。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谢耘耕教授明确了新媒体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巨大作用。新媒体勾勒出虚拟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存在，对世人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在今天传播技术高度发达、人类社会深度信息化的背景下，新媒体所播撒的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元化的背景中，新媒体的有效运用不但可以降低传播成本、提高传播效率，而且有助于消除文化的隔阂、消除文明的冲突、促进群体的内化。新媒体技术创造着历史的奇迹，带给人类新的惊喜和希望。无处不在的网络社会充分释放了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塑造着中国的未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郝晓鸣教授结合自身经历指出技术和媒体对于社会改变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出现，主流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依靠封锁传统媒体报道的方式已经过时。在新媒体时代，媒体又重新回归于公众，媒体真正进入了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时代。新媒体是把“双刃剑”，在给社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洪浚浩教授认为，新媒体既有促进公众自由表达、形成公共领域的功能，也存在放大社会矛盾、威胁社会稳定的问题。对于互联网和新媒体造成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这一社会问题，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赵月枝教授指出，无论是新媒体还是旧媒体，都是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上产生的。今天热门的新媒体是在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在此过程中，资本的力量在扩大，而公共的力量在缩小。新媒体崛起的过程是世界上贫富不公加深的过程，也是族群族裔的矛盾加深的过程，同时也是环境生态的危机加深的过程。洪浚浩教授认为，在新媒体发展的同时，社会上部分人群成为新的弱势群体，这部分人是被新媒体抛弃的、由新媒体制造出来的少数（minority）。数字化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进一步的分化，数字鸿沟带来了社会鸿沟（social divide）。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的变与不变关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系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李本乾教授认为传媒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包含技术、载体和符号三部分内容。从技术和载体的角度来看，传媒发生了变化，但从符号的角度来看，传媒仍是视觉信号和听觉信号。目前传媒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新的媒介不断涌现，但万变不离其宗，所有将符号从甲方传递到乙方的载体都可能是一种传媒。郝晓鸣教授相信，传统媒体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而是会长期存在，因为它们扮演着专业新闻工作者的角色，这一角色扮演的好坏，将决定其前途命运。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刘延宁研究员也认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是并举长存的关系，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是并存而不是替代的关系。美国博林格林州立大学传播学院哈筱盈教授基于一项在美国Bowling Green市展开的历时四年的调查，深入分析了社交媒体和移动媒体盛行时代人们新闻投入感的变化。研究发现，普罗大众的新闻投入感整体呈现出颓势，而这种下降在社交媒体、移动媒体用户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从媒体使用时长上看，电视媒体大幅下跌，而社交媒体的增长幅度最大，且高于网络新闻的增长幅度。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强荧针对上海14家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传播力和影响力进行调查，发现上海地区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普遍较高，尤其是在青年读者中；但在重大事件报道中，商业门户网站对于主流媒体的第一影响力形成挑战。基于此研究，强荧对主流媒体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彰显专业精神，引导主流价值，推动社会进步；第二，打破媒介形式的限制，积极探索一切可能的传播渠道；第三，从全产业链条上进行协同突破和创新，实现新媒体化转型发展；第四，形成错位竞争，提升整体影响力；第五，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第六，注重媒体人队伍的专业素养提升，提升新媒体能力和形象建设。《新闻记者》杂志主编刘鹏以“重返精英”为题，剖析了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生产与消费模式的变革。他指出，新媒体的出现和流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消费环境，彻底打破了传统新闻传播的渠道霸权，进入所谓的“共时代”，但也衍生出一些负面文化特征：第一，信息超载带来的信息疲劳甚至信息迷失；第二，信息的易得性造成了虚假的知识膨胀感，形成网络依赖；第三，信息流的传播模式导致注意力和思考力的碎片化；第四，社交传播个性化定制构筑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传播格局，造成信息偏执；第五，眼球效应使虚假信息更易传播。对此刘鹏提出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生产与消费模式应朝着精英化传播模式进行变革。新媒体时代的媒体融合与媒体转型2014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因此，2014年被命名为中国媒体融合发展元年。围绕媒体融合和媒体转型这一主题，多名学者和业界精英分享了各自的观点。央视市场研究（CTR）总裁、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总经理徐立军指出，目前的媒体融合是高层政治推力和市场生存压力双重作用的结果，他总结了目前存在的有关媒体融合的三种悲观言论，首先是“卖身论”，其实是传统媒体在为寻找互联网入口所做出的努力尝试；其次是关于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颠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最后关于“体制决定论”，西方传统媒体并不存在体制的问题，但是同样面临和我们一样的融合困境。围绕OTT这一新兴媒体，台湾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刘幼?教授介绍了OTT在各国的发展现状，并重点分析了OTT在政策法规层面所带来的新挑战，包括申请执照问题、法律归管问题、网络中立性问题、与现有业者的公平竞争问题、费率以及税收等一系列挑战。刘幼?教授认为，OTT的归管问题与各方的关系密切，面对新媒体、新科技的冲击，媒体市场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应当坚持消费者利益最大的原则积极应对。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严三九教授从互联网思维出发，探讨了电视媒体营销的升级之道。他指出在互联网环境下，做好电视媒体的营销需回答和认清四个问题。第一，认清互联网思维营销的特征。第二，掌握营销创新领域的“互联网思维”。第三，避免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媒体营销的思维误区。第四，如何将营销创新领域的“互联网思维”运用到实际的电视媒体营销中去。关于媒体转型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邵国松教授认为，我国媒体在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阻碍是没有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是我国的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的第一所有权问题；第二是新闻稿的版权问题；第三是记者的言论自由保障问题。《现代传播》编辑部主任张国涛研究员认为，互联网电视是互联网进军电视媒体的重要载体和技术方式，除了政策困境，互联网电视还面临其他的现实问题，例如新技术的冲击、市场占有率较低、用户付费意愿不足、来自IPTV的竞争等。尽管面临种种问题，电视作为未来家庭信息与娱乐平台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只要正确理解目前的政策，互联网电视的前景仍然光明，互联网公司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优势。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人才培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要求当代大学生做个“明白人”，并提出了成为“明白人”的三条标准：第一条标准是要具有互联网思维；第二条标准是要学会讲故事；第三条标准是要讲求文化深化，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源。翟惠生提出“明白人”的最终标准是要当“适者”。从“适”字来看，“舌”代表在想法和表达方面要做适者，“辶”代表在脚步和路径选择方面要做适者。翟惠生对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提出了两点寄望：一是在实践中奔着问题去，做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回应问题；二是牢记新闻宣传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新闻传播者必须关心政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郝晓鸣教授从新闻实务层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由新闻的采编人员，转变为新闻的编辑和管理者；二是面对海量信息，成为数据的挖掘者；三是具备在大量信息中辨别真伪的能力；四是成为全方位的新闻集成者；五是要深入思考，要做事件的预测者，而不是简单的报道者。（作者乔睿系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作者秦煜人系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张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