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创立是浦东开发中一个重要的亮点，对于它在中国现代管理教育方面的影响要有足够的估计。中央支持中欧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办学的决策是很正确的。

一、联合办学的全新探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办学并非偶然。当时，学校的条件都很困难，一个铜板要掰两半用。这种情况下，上海交大的方针对策，就是合作办学、联合办学。它的本质，就是利用社会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帮助我们办学，来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实验。而且联合办学的力量是很大的，交大与中国科学院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挽救了当年风雨飘摇中的生命科学系，成就了今天生命科学学院的辉煌。所以对于合作办学，我们是非常能够接受的。

管理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它很重要，没有一流的管理，就没有一流的大学，也没有一流的国家。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管理学跟过去大不一样。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学科，体系、内容、方法这些问题怎么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从联合办学这一思想出发，我们积极探索，采取了多种措施。比如，跟以管理著称的美国宾州沃顿商学院合作，举行计算机和管理双学位的培养。再比如，我们跟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联合办学，培养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德方派教师过来教学，每年我们的优秀学员可以到巴符州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去实习，这是非常好的条件。学员不仅可以学到外国企业是怎么管理的，而且双方企业家还能建立起联结。这个项目完全是巴登—符腾堡州出资，办了16年，非常不容易。另外在国内，我们和锦江集团联合开设宾馆管理专业，锦江集团下面所有的宾馆，都是我们的实习宾馆，这样教学条件一下子就提升了。我们还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的潘光迥教授来这里跟教师讲课，介绍香港中文大学的管理学科是如何建设的。

意识到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又感觉到自己老的一套基本上是不能用，迫切需要改革，所以我们尽力了解管理科学最前沿，不断积累、博采众长，希望最后能够有一个适合我们国家实际情况的国际化的管理教育体系。这是个大工程，但是必须要攻克。这样一个任务就摆在我们面前，为了这一设想，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一天晚上，交大管理学院的名誉院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家镐同志，和我们那时党办的张国华同志，还有欧共体派来的一位代表杨亨博士，三个人一起到我办公室里面谈，谈的内容就是欧共体与交大合作，筹建一所国际化的商学院。这么好的条件，北京没有谈成。在上海第一个就找到交大，我一口答应。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管学院将来是不是属于交大，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学院搬到上海来，是把一个完整的体系带过来，让我们作为参考，我们可以吸收很多的经验，所以我一口答应。第二天我们就找教委，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大家思想已经比较开放了，这件事情后来在上海推进得还是比较顺利的。而且当时的一批市领导，对管理教育的改革创新都非常重视，他们也考虑到交大在合作办学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因此市委、市府、教委各方面对于交大与欧共体联合办学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二、攻坚克难开启新篇

总体来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筹划过程，我们与欧方合作得很好，欧方曾表示这是一个最愉快的合作。我们双方没有大的分歧，当然，特别在初期，还是会有一些难处。大体上碰到过这五个难题。

第一个问题最难，就是领导权。这个新的学院是什么地位？如果它是交大的一个两级学院，那就不能是独立法人。如果它是一个独立的学院，交大作为中方办学单位，管理上与学院是什么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比较巧妙的。后来签订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财务协议》指出，学院“享有充分的法人资格，以使它能够执行所有财务、行政和契约活动”。这样一来，学院就能够承担起相应的所有责任。另外一方面，学校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一定是董事会的董事长，外方最高只能做到副董事长。欧方第一任副董事长——比利时的原副首相、满头银发的德克莱尔先生，年纪比我大很多，相当有政治家的风度，任期内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一来就说，你放心，我们一起，把学院搞好。领导权的问题就这样比较顺畅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