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曾经开着东南西北四扇文学艺术窗户的施蛰存先生，被李欧梵先生称作是“新感觉派”的领导人。后者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中竭力推荐了施先生的小说《魔道》。笔者识陋，无才置喙，但听我父亲周楞伽曾经提起，施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历史小说《将军的头》，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派的开山之作。施蛰存先生自己也将这些小说结集，在1932年出版于新中国书局，亦以《将军的头》冠名。

《将军的头》的主人翁，是唐朝的将军花敬定，他是成都尹崔光远的部下，因为平定叛乱有功，便骄横跋扈，不但放纵士兵大掠东蜀，而且目无朝廷，僭用天子礼乐。杜甫委婉地写了一首题为《赠花卿》的诗讽刺他，产生的效果却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花敬定因此名声大震而流传后世。

杜甫一生为这个花卿写了两首诗，现在分别抄录于此：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

用如快鹘风火生，见贼惟多身始轻。

绵州副史著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

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

李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无。

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

花卿既然如此勇猛，又建立殊功，不知道为何两《唐书》均没有替他立传；仅《旧唐书·崔光远列传》里简单提到，花惊（敬）定“将士肆其剽掠，妇女有金银臂钏，兵士皆断其腕以取之，乱杀数千人。”正因为这样，同书《高适列传》里提及：“西川牙将花惊定者，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天子怒光远不能戢军，乃罢之。”由此可见，因为花惊（敬）定的居功自傲，放纵士兵，导致了他的上司崔光远的丢职罢官。

另外，自从严武、高适先后以诗人开府蜀中，担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以来，当时的一般武将都学着附庸风雅，以结交名士骚人为荣。杜甫是著名的诗人，又是严武、高适的朋友，一些武将对他趋附奉承，自然是司空见惯之举。严武的副手徐知道就在杜甫经营草堂的时候，摆开仪仗枉驾来访，以至于杜甫写下“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的感叹。于此可见一斑。

当时，花敬定宴请杜甫的目的，无非就是两个：一方面是拘于当时附庸风雅的习俗；最主要的是因为自己军纪不严，在讨平段子璋叛乱之后，纵容手下大掠东川，致使自己的顶头上司崔光远丢了官，而接替崔的恰好就是杜甫的好友高适。为了讨好高适，于是他就先巴结杜甫，请他暗通款曲，也未可知。因此，为了取悦杜甫，甚至将安史之乱后，流传到四川民间的梨园艺人，也请来奏乐佐侑，其殷勤之献，使得杜甫也无以回报，只得写下《赠花卿》予以酬答。

然而，明朝杨慎的《升庵诗话》却讲：“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讥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清人沈德潜也说：“杜少陵刺花敬定之僭窃，则想新曲于天上。”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印数达数十万册的《唐诗鉴赏辞典》，也认同了这个说法，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礼仪制度极为严格，即使音乐也有等级界限；稍有违背，就是紊乱纲常，大逆不道。

我父亲周楞伽极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是谬言流传。试想，既然顶头上司崔光远因为治军不严，被皇帝削职罢官，花敬定还要杜甫为他去替未来的上司高适说好话，怎么还敢僭用天子礼乐，来招惹是非，贻人口实呢？其实，应该是杜甫在宴乐之余，为了答谢花敬定，赋诗一首为酬而已。诗中的夸饰，也仅仅只是应酬，岂有他哉？即使那些跟随唐玄宗逃难入蜀，流落民间的梨园艺人，在宴会上奏响乐曲，谁能够肯定就是宫廷法曲？

另外，后来流传的各种杜甫诗集，都将花敬定写成花惊定。父亲周楞伽查阅审定认为，应该是花敬定。他认为，曾经做过宋仁宗翰林，最早注释杜甫诗的王洙，就写成花敬定；可见惊这个字，是后人妄改。而花敬定这位川西悍将，不久因为征召出战吐蕃，不幸死在战争中了。

过了1200多年，施蛰存先生以花敬定为主角，在1930年创作了著名历史小说《将军的头》。此作品最早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10期上。

施蛰存先生将花敬定写成是吐蕃的后裔，年轻英俊，勇猛彪悍，在出征吐蕃时，由于具有双重国籍的特殊身份，一直处于徘徊踌躇的两难境地。他的部下因为调戏民女，使得他严惩诛杀了这个乱兵盗贼，然而自己却也陷入这个民女的诱惑之中，弄得意乱彷徨，思绪不宁。在军纪、性爱、民族的矛盾和冲突中，花卿忘却了战争，甚至企图临阵脱逃，终于在羞愧和依恋中，战死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