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交通大学西迁是党中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展作出的重要决策，但随着时势的变化，围绕西迁方案产生了激烈论争，最终在周总理的悉心关怀和各方努力下，西迁工作圆满完成。而扎根西部的交大人，铸造出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贯彻执行中央决策 交通大学实施内迁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蒋在1954年12月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我国东南沿海局势骤然紧张。此时，国内首个“五年计划”处于实施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从国际局势发展、国防建设和国内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出发，决定将处于东南沿海的上海交通大学迁往内地西安。

1955年3月30日，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地学校……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

4月初，高教部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草案）》提出：“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于1955年在西安开始基本建设，自1956年起分批内迁，最大发展规模为人。”4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

4月9日，彭康迅速召开党委会、校务委员会，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迁校西安的决定，部署相关工作。5月，彭康率队奔赴西安，察看和商议校址。9月，正式成立交通大学迁校委员会。党内也成立了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校的搬迁工作。

11月10日，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到交通大学组织领导干部、部分教师和学生召开座谈会，对交大迁往西安的意义、作用和今后工作等作了阐述。24日，经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交通大学迁校方案》向全校公布，对迁校的进程、宣传、人事、招生等各项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在全校师生员工努力下，迁校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图书、实验仪器、教学用品等陆续运往西安。西安方面也积极开展校区建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教学中心大楼、行政楼、学生宿舍、食堂等教学和生活用房10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

1956年7月20日，在副校长张鸿带领下，第一批教职员工和家属迁往西安。8月10日，副校长苏庄率领600余名学生和400余名教职工和家属乘火车到西安。9月初，2133名新生直接到西安校址报到。

西迁后的交通大学校园一景

形势变化引发争议 总理关怀西迁事宜

迁校引发了一场风波。

1956年3月7日，彭康根据教职工的反映，致信杨秀峰，请示解决交大内迁后教职工家属的随迁、工作安置等问题，并讲明了实际困难。

其实家属安置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西迁整体部署产生了巨大影响。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及中美在华沙举行的大使级会谈使国际局势趋向缓和。1956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1957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强调用民主、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在这种背景下，1957年3月，交大拉开了西迁大讨论的鸣放大潮。师生对西迁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迁校是完全正确的，应该全迁；有人认为迁校是错误的，已迁到西安的师生、设备应立即返回；还有人主张在西安设立分校等。为此，校常委会成立了5人小组，专门研究处理迁校问题，并决定暂停实验设备的搬运和西安的基建工作。同时由彭康、陈大燮等4人进京反映相关情况。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交大西迁事宜，周总理决定亲自处理这一问题。5月23日至25日，总理连续3天与交大教工代表和领导谈话。28日，又在北京中南海邀请彭康、陈大燮等座谈。6月4日，周总理在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会议上讲话指出：“对决定交大迁校的总原则不能变，从国家全局来看，交通大学西迁是支援西北人才建设和经济建设，对陕西有利，对西北有利，对国家有利，对交大本身发展有利……这个方针十分正确，交大应起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根苗作用，担负起开辟西北的责任。”

他还给出关于迁校的3个方案：高的方案，坚持搬西安，少数不能去的不勉强；低的方案，搬回上海；折中方案，向师生进行动员，愿留西安的可留西安，分一部分或转一部分，对支援西北有很大好处……周总理最后说，交大的一举一动，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交大同仁一言一行必须照顾大局，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