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旨在探索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问题。本期访谈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围绕科技人文、思维比较和人类精神等问题而展开。钱旭红认为，中西方在发展科技人文方面，双方的共同性实际上是对世界的理解都在向真理趋近，区别在于我们的系统强调整体关联，西方的体系注重分解合成。人类精神内涵包括三个部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还有信仰的精神，科学精神的精髓是质疑，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关爱，信仰精神的精髓是使命。中国一流大学建设要注重不同学科融合、数字人文结合以及面向未来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这些亦真亦幻、似实又虚的诗句，既可视为浪漫情怀之语，也可归为科学幻想之作。科技和人文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结合得如此紧密，是命运共同体。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便利和精彩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和焦虑之中，其对立统一的“张力”场域，恰恰是人文学者的用武之地。选择“戴着镣铐跳舞”，还是制作更多的“弗兰肯斯坦”，是摆在科技和人文领域的重大课题。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改变人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新一轮科技浪潮中再次引发人们对于这一命题的反思，在“机器人类化、人类机器化”时代来临之际，“智能人”和“自然人”将如何“和平与和谐”相处？科学家和人文社会学者将携手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如何构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任的科技人文评价体系？如何打破学科界限，开展科技人文融通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者率先提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探索打破学科壁垒、消解科技与人文“融通赤字”的有效路径。基于此，《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推出“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围绕“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的诸多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本期访谈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聚焦科技人文、比较思维和人类精神。

彭青龙：钱校长，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特别是在疫情特殊时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拜读过您的《改变思维》一书，这本书从哲学角度出发，强调科学思维的理性力量，给了我很多启发。今天访谈的第一个问题是科技人文。众所周知，以人工智能、量子工程和基因工程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浪潮正在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一方面，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改变生活，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科技快速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如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问题，基因编程带来的伦理问题，无人驾驶带来的法律问题等。您作为一位有人文情怀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如何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看待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如何从比较的视野，看待中国和西方在发展科技和人文方面的差异性和共同性？

钱旭红：这个问题比较大，也十分重要。我认为不管是对大学人才培养而言，还是就个人自身发展来说，科技与人文都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在当今世界，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科技人文之间相互关联的重要性，是因为我们在人才培养、社会发展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科学技术是为谁而存在？最终是为了人而存在，是为了让人与真理靠近。如果把科技与人文分开，只是把科技当作实用的手段，而不是从人承担使命的角度来强调科技，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在人文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另一个问题，若只强调自身与科技的分离，就会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支撑，也会导致表达上缺乏逻辑。一个人的思维很重要，除了形象思维之外，还要有逻辑思维。我们人文学科培养的人才长期缺乏形式逻辑的规范训练，导致在实践操作层面上能力较差。因此，一个人若要在某个领域得到发展，就要面对真实世界的现实问题。科技与人文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可以有所不同，有所侧重，但不能截然分开。

中西方在发展科技人文方面的共同性体现在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方面，即向真理无限趋近。比如，在西方文化起源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曾指出：“水是万物的本原。”在东方文化起源的中国，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东西方科技与人文思维的起点都强调“水”，这是共同性的第一点。东西方都通过对世界的了解，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学科体系。知识学科体系最主要的代表是大百科全书。世界上最早的大百科全书产生于中国，从早期的《四书》《五经》，到《永乐大典》问世，标志着中国的知识学科体系已经成型了。《永乐大典》不仅是中国最全面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西方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大英百科全书》，比《永乐大典》问世要晚，但也标志着从希腊文化到整个西方知识学科体系的发展已经相当完善，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共同点是，东西方的知识学科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逻辑和系统实验，所不同的是，虽然中国也有形式逻辑，但更偏向辩证逻辑。